王秀芳 实习生罗飞燕
“调解过程中，法官们耐心倾听、认真记录，让我真正感觉到自己的权益被看见、被维护。”经过都匀市行政争议协调中心两次调解，福泉市的刘某如愿拿到了迟延发放的8800元土地补偿款利息，以及往返交通费。
2023年4月，都匀市充分发挥集中管辖法院“懂专业”、属地法院“知民情”的优势，整合政法、信访、人社等多方资源，构建起“访-调-诉”无缝衔接的一站式解纷平台——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并成功入驻综治中心。
2023年4月26日，黄平县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对该县农业农村局行政处罚决定申请非诉审查一案进行诉前协调化解。黄平县人民法院供图
“不仅有专人为群众提供全流程法律服务，更通过‘跨法院、跨部门、跨地域’的诉前协调化解机制，让当事人在平等、透明的程序中感受到司法公正。”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协调化解中心，正成为贵州实质性破解行政争议的“关键一招”。
打破壁垒，构建多元解纷新格局
长期以来，“诉讼主客场”问题是影响司法公正和公信力的因素之一。2013年，贵州率先开展行政案件集中、异地管辖试点改革，此举虽有效打破了地方干预，但也带来新的挑战：非集中管辖法院职能弱化，与地方治理出现一定程度的脱节。
面对新情况、新问题，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茆荣华提出，通过设立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促进集中管辖法院和非集中管辖法院有效衔接，引导更多力量参与解纷。
2023年4月28日，贵阳市白云区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成功化解一起因交通违停受到行政处罚的争议案件。这是该中心成功化解的第一例案件。白云区人民法院供图
在贵州省高院推动下，省委依法治省办于2023年5月印发《关于开展行政争议协调化解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市(州)选取1至2个非集中管辖县开展行政争议协调化解试点。
贵州各地党委、政府积极响应。截至2023年12月，9个市(州)、全省88个县(市、区)及2个经济开发区的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全部建成。这标志着，覆盖贵州全省的“前端预防减量、中端实质化解、末端治理升级”全链条解纷体系正式形成。
为保证协调化解中心实质化运行，贵州各地成立了以政法委书记为组长、公检法司主要领导为副组长、相关行政机关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构建起“集中管辖法院+属地法院+行政机关”的多元争议化解机制。
整合力量，实质调解化解“骨头案”
复议案件受理、综治中心导入，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府院联动、院院沟通等机制，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程序依法化解行政纠纷，规范依法行政，促进社会治理。
六盘水市两级法院建立案件移送与协同调解机制，对尚未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引导当事人通过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开展诉前调解化解；对已立案受理的案件，根据当事人意愿向中心移送，协同开展调解化解。
2023年8月7日，盘州市响水镇征收或征用补偿25案协调会。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供图
各地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丰富着多元解纷的内涵。通过不断完善，贵州“集中管辖法院+属地法院+行政机关”的多元争议化解机制日益成熟，司法、行政与社会资源得到有效整合，推动大量行政争议就地、就近得到实质化解。
仅2023年5月至2025年8月，贵州全省集中管辖法院、复议机关、行政机关等通过协调化解中心推送的行政争议化解率达到39.73%。一批涉众型、敏感性的陈年积案得以成功化解。
在某县，20名出租车司机诉县交通局履行退费义务一案，纠纷持续长达9年。通过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的协同联动，各方力量共同参与，最终促成了这起纠纷的圆满解决。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代某某诉某县政府履行安置职责一案中，法院以协调化解中心为平台，召集涉案多方参与化解，使这起纠缠30余年的拆迁安置争议画上了句号。
2025年8月28日，黔西南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合议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案。郭正一 摄
质效提升，法治政府建设“加速度”
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的建立，并非弱化司法审判，而是与之形成有效互补。2023年以来，贵州法院以中心实质化运行为抓手，全面做实诉前协调、诉中化解与判后答疑，推动行政争议实现全流程化解。
“对于不宜或无法调解的案件，我们坚持当判则判，并做好判后答疑，力求既解法结，又解心结。”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在这一机制推动下，6555件行政争议在诉前得到有效化解，5412件行政案件在诉中实现案结事了。
2025年10月22日，汇川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法官易晓彤到绥阳县茅垭镇茅垭村，就一起房屋纠纷案开展座谈会。 汇川区人民法院供图
成效体现在关键指标上。2024年，贵州一审行政诉讼案件上诉率较历史最高点下降了38.32个百分点，是全国17个行政审判质效指标全部达标的省份之一；2025年1至8月，贵州全省行政审判质效指标持续向好。
“上诉率和申请再审率并非冷冰冰的数字，它们直接反映群众的获得感与地方治理效能。”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坦言，随着中心作用不断发挥，贵州法治政府建设步伐加快——行政机关败诉率大幅降低，参与诉前协调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明显增强。
如今，贵州正通过全域覆盖的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逐步走出一条以机制创新推动“官民”纠纷实质化解、夯实基层治理的新路径，为全国提供了可借鉴的“贵州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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